把握两个“硬道理”内在逻辑
□ 何 丽
今年4月15日是第十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进一步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安全也是硬道理”，从单轮驱动到双轨并行，是百年变局下中国智慧的生动体现。
从唯物辩证法视角来看，安全与发展的矛盾运动，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具体呈现。发展和安全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永恒主题，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始终统一于人类文明存续的根本需求之中。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安全诉求则体现了人类社会维持稳态的本能。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来看，发展与安全始终是贯穿国家治理的主轴。古代王朝的兴衰交替、世界大国的崛起没落，很多时候都与发展和安全的失衡有关。经济发展能够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为更高层次安全提供物质支撑。安全则是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
现代社会将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推向更加复杂的维度。当前，国家安全的范畴已从传统军事领域拓展至科技、文化、生态、金融、产业等多个领域，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以往在治国理政的重大议题中，发展和安全之间的边界相对清晰分明。然而，当今世界的复杂系统性使得发展和安全前所未有的高度关联、深度交融，呈现多维交织的状态。从一国内部来看，经济发展中的“安全”浓度逐渐上升。从国际层面看，大国博弈越来越多体现为国家发展和安全的一体化竞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地缘政治变革交织，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统筹发展和安全，需要规避认识和实践上的几个误区。
一是机械地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解为“同步推进”“平均用力”。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统一体中的主次方面依据客观条件相互转化，发展和安全这对矛盾在不同时空条件中必然存在主导性要素。将“统筹”简单等同于“同步推进”“平均用力”，这种均衡论本质上在于把复杂的系统治理简化为线性问题，在实践中就会导致资源配置失当和战略失误。成功的统筹往往表现为“波浪式前进”的特征。例如，在科技攻关关键期适当集中资源突破“卡脖子”问题，在产业升级窗口期重点培育新质生产力，在风险积聚期强化底线思维及时筑牢安全防火墙。“统筹”是一种蕴含辩证智慧的治理艺术，既要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更需要警惕“简单并列”的形式主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发展中逐步化解风险”，强调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不仅超越了将发展与安全对立的二元思维，也避免了陷入“均衡论”的实践误区。
二是片面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受传统发展观念影响，实践中仍然有一种观点简单地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等同于GDP的增长。在学术语境下，增长和发展存在着本质差异。“增长”主要指经济体在数量维度上的扩张，而“发展”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如果片面将发展理解为增长，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反而会引发系统性的安全赤字，导致生产事故增加、公共安全风险上升、生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语境中的“发展”，显然已经跳出将GDP增长作为衡量发展核心尺度的传统发展观，其在内涵上更进一步，突出强调“高质量”，蕴含安全发展的要求。
三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片面追求绝对安全。从哲学视角看，风险是客观存在并且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只能通过识别、规避和管控风险，使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但却不能完全消灭风险。当今世界相互依赖的特征进一步消解了绝对安全的基础，各国之间形成了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生态安全、金融安全、数据安全等非传统问题高度交织，任何国家都无法在损害他国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自我保全。就这个意义而言，安全只能是相对安全，不存在“绝对安全”。当前某些西方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无视经济相互依存的基本规律，推行“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本质上是一种以零和思维主导的单边主义行为。这种做法不仅割裂了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而且加剧了全球系统性风险，导致全球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受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到破坏。历史一再表明，各国在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要尊重其他国家的安全关切。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任务，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路径。
坚持系统思维，深化发展和安全的协同机制改革。系统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其本质在于全局性、关联性和动态性。系统思维要求实践中打好总体战，统筹谋划重要领域改革，完善重要领域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全面协调推进各领域工作。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平衡好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在顶层设计上，通过构建跨领域、跨部门的协同机制，将安全要素嵌入发展规划的全生命周期；在政策设计上建立风险感知、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的协同机制。
精准识别和有效防控风险，提高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当前，国际国内各类风险相互交织叠加，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风险综合体。要始终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高度重视系统性风险的综合研判评估，加快构建、完善重点领域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面对近年来全球供应链中断、技术封锁等外部挑战，统筹好开放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不断提高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
强化科技创新核心引领，筑牢安全发展的战略屏障。科技创新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两难命题提供了技术路径。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中美博弈加剧，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不仅关系到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也关乎国家安全的底线。必须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优化创新生态、培养高端人才等方式，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实现关键领域技术的自主可控。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夯实安全发展的实践根基。社会治理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起到枢纽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之中进行谋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手段”作为“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内容，对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作出重要部署。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安全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两大诉求在社会治理中形成交汇点。在“治理”这个交汇点上，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一方面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要推动安全治理理念从事后处置向源头预防、事前预防转型，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高效能治理推动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良性互动。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科社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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