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4月9日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为了现场看心仪偶像的演唱会或者支持喜欢球队的比赛，你愿意花多少钱买票？如果原价票售罄，加价多少你能接受呢？这时，有消费者会尝试在摩天轮、票牛等二级票务平台上购票，票价比原价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既然票已售罄，二级票务平台的票从哪里来？票价翻数倍，只是市场说了算吗？
北京的李女士前不久在摩天轮票务买了两张某明星三亚演唱会的门票，付费后卖家表示，只能在演唱会前一天才能告知是否出票。但要不要从北京飞去三亚让李女士非常纠结。
李女士告诉记者：“1300的票面现在已经溢价到四五千了。因为他的票比较难抢，基本上都默认票会溢价，我不知道能不能出票成功，如果28日临开场没出票就算是出票失败，可以退款。但因为机票酒店都得提前订好，到时候出不了票只能赔偿票钱。”
多次协调之下，演唱会当天李女士得以进场，但这样的过程让她很困惑，都是实名制的门票，既然主办方的票都卖光了，二级平台的票又从哪里来？
她说：“尤其是摩天轮和票牛，这个票我不知道从哪来的，感觉卖溢价票这一系列问题没有任何监管。”
深圳的杨先生通过摩天轮以2600元一张的价格买了2张原价1380元的演唱会门票。商家接单后一直未出票，杨先生申请退票却被收取了666元退票费。
杨先生表示：“溢价没有问题，但要给我出票，不给我出票，发起退款又显示退票费用666元起步，还有这么个道理？”
许先生花1170元在票牛网购买了两张原价480元的演唱会门票，结果是不出票，也不能退票。他告诉记者：“从3月6日到现在一直不出票，而且现在也不让退票，说是演出前24小时告诉我有没有票。出了票我也认，但票也不出，就是说平台不支持。”
记者采访了多位通过二级票务平台购买演唱会门票的消费者，不少人接受一定范围内的溢价，但困惑于不透明的门票来源以及既没出票也不能退票的机制。
实际上，摩天轮等APP上的演唱会门票并非平台自营，而是由入驻商家交易，平台收取5%的服务费。对此，摩天轮文字回应中国之声，他们是为演出票的买卖双方提供信息和撮合服务的电商平台。平台本身并不销售票品，票品都是由入驻平台的商户自行挂售的，票品价格由商户发布，平台不参与定价，价格变动也由市场决定。票牛的回应类似，作为演出票务的信息中介与服务平台，主要为具备资质的商家提供信息展示与交易服务。票牛自身不参与票的经营，不对任何票品定价，价格均由入驻平台的卖家自行设定。少部分热门节目因为票的稀缺性，卖家的定价会高于票面价。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经营秩序的通知》要求，演出票务经营单位应明码标价、不得加价销售。票牛对此回应称，平台执行严格明码标价制度，会清晰标注票面价格，实际售价及服务费用，确保消费者在交易前充分知情。订单页面需公示总价构成，禁止隐性收费或临时加价行为。二级市场的价格波动由供需关系驱动，平台会监测异常价格（如极端溢价），对疑似违规商家进行预警并要求提供合理依据，否则予以下架处理。摩天轮也表示，支持并落实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在平台上的节目要求明码标价，并严格敦促商户不得绕过平台监管私下联系用户暗自加价。
二级票务平台上商家溢价数倍出售演出票等，算是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消费者买票过程中遇到的既不能即刻出票，又不能迅速退票，平台又如何解释呢？
摩天轮表示，消费者对于“既不能即刻出票，又不能迅速退票”的理解有误。演出退票规则由主办方制定，所以在主办方退票规则公告前暂缓退票，公告后按主办方制定的退票规则执行。票牛则表示，平台会在商品页面明确标注退改政策，消费者下单前会由平台进行充分的提示后才可下单，即视为同意约定。演唱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消费商品，在正式开票前，主办方及演出团队已投入大量不可逆成本，门票按不同渠道（如主办方、票务代理、赞助商等）提前分配，二级市场卖家可能已通过预付款锁定部分票源。因此，即使官方渠道尚未开票，二级市场的预售行为实质上是基于已有票源预期的交易，而非“空头销售”。退票规则是根据市场情况、票务代理商等多种因素综合设定，在客户提出明确的退票诉求，且退票原因真实合理的情况下，会协助客户与票品出售商家进行协商退票，尽量减少退票难的问题。
此外，记者还调查发现，二级票务平台旗下商家曾多次因未经许可出售门票而被地方文旅部门处罚。比如，摩天轮卖家“上海戈侠电子商务中心”的工商登记状态是“注销”，却还在正常卖票。此前该中心就因未经批准，擅自出售演出门票被当地文旅部门处罚。票牛的卖家商丘翔艺票务代理有限公司2020年工商登记简易注销，目前还在对外售票。发稿前，记者随机搜索了几场演出的销售情况，发现销售6月1日某演唱会的所谓“京航票务”实际运营企业合浦县美莎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从3月16日至4月4日进行了简易注销公告。如果购票消费者入场前发现票有问题，一旦企业正式注销，又该找谁维权？
上海戈侠被处罚信息
合浦美莎正在简易注销
对于二级票务平台出现的种种问题和挑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票务平台的市场调节不能超越法律的红线。
王鹏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价格来平衡供需关系，市场调节也要符合法律法规，符合相关的道德规范。从实际情况来看，平台的审核管理方面有一定的漏洞，导致一些违法违规侵权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泛滥。”
王鹏表示，目前各地文旅部门的执法仍限于所在地企业，一旦出现违法问题，二级市场的平台公司、入驻商家、演出所在地、消费者可能在四个不同的地方，这给投诉维权和执法带来很大挑战。
王鹏说：“比如很多地方表示会对这些纠纷行为进行调查，但是可能由于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在A地举办的演唱会，购买方、受害方又在B地，这就导致虽然很多地方相关监管部门、执法部门想去推动调查工作，但是涉及的面比较多，而且可能三四个地方要进行协同办理，确实难度很大。下一步无论是从操作层面，还是从规则层面，应该出台一些跨行业、跨部门甚至跨地域联合执法的相关机制和具体办法，来应对目前监管方面存在的缺失。”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指出，无论是互联网几级市场售票都需遵守法律规定，同时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
刘俊海说：“不管是平台售票，还是传统的窗口售票，本身是建立了消费者和演出经营者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在签订契约以及在买票、卖票过程当中，各种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给消费者。前端的知情权受侵害，所以没法行使选择权，既然不能行使选择权，就更谈不到公平交易权了。”
刘俊海建议，各地监管部门、平台之间应打通数据、监管障碍，才能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
刘俊海说：“监管者一定要消除监管盲区，铸造监管合力。希望能打造一个24小时全天候、360度全方位、信息共享的，以及跨地域、跨部门、跨产业的演艺市场消费者友好型的监管体制和机制，即打通平台和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之间的人为藩篱，全方位保障消费者。现在是有壁垒的，地区之间监管信息不透明，也没共享，监管部门和演出单位、经营者之间信息也有鸿沟。”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则认为，应该以包容审慎的态度对待二级票务平台这种新生事物。某些明星演唱会门票紧俏，并不能代表整个演出市场。摩天轮和票牛都表示，相较于争议较大的高价票，平台上更多是低于原价的打折票。
郑宁说：“很多演唱会的票卖不完，没有办法在一级市场打折，所以通过二级市场的方式进行一个供需关系的调节。当然整个产业链从定价的机制上来说就存在问题，现在的定价往往是低于实际的市场价值的。”
郑宁指出，当前亟需重点探讨如何构建精细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着力保障消费者公平购票权益，推动建立公开透明、良性竞争的票务市场新生态。
郑宁说：“首先从技术手段上能不能做一些干预，一些非公开出售的票来源很复杂，如果通过区块链技术，其实是可以追踪票的流向的；还有我认为对于溢价也可以做一些幅度的上限，比如不超过票面价的一定的比例。不可否认二级票务平台的存在本身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可以再进一步规范，让这个平台信息更透明。监管部门明确标准，平台可以进一步细化平台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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